什么叫“技能人才”？技能人才是不是過去所謂的“高級技師”或者現代企業所說的“藍領”？難道我們國家真的那么缺藍領嗎？難道真的有企業愿意給“藍領”以月薪萬元的待遇嗎？

    大學生為什么不愿做高薪藍領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沈陽市某企業分來3個大學生，被安排到生產一線當技術工人，但他們總認為干工人活兒不體面，一年來多次找人事處長，希望換一下崗位。

    上海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夏偉忠處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工作期望值較高，傾向于做管理工作。但事實上，現在生產技術先進，技術與操作崗位的分界已比較模糊，沒有白領藍領之分” 。

    據介紹，在寶鋼技術人員從普通技術人員到首席技術專家，有一個完整系列。技能人才也一樣，從普通操作維護崗位到重要操作崗位、高級操作崗位，最后是擁有與管理人員地位相當的“技能型專家”，發展空間非常大。

    那么為什么大學畢業生還是不愿意做一名“高薪”的藍領呢？

    上海阿爾卡特貝爾有限公司生產行政人事經理薛宇說到一件事：生產部曾一期招過7個大學生到生產線上，后來都走了。他解釋說：“因為他們不太安心，比如分在生產線的員工看到分配到研發部的同學就會不平衡，認為同樣是大學畢業，怎么人家可以是白領我卻要做藍領，跟工人們一起干活？”

    一位國企老總感慨地說：“我們常常一提工人就直撇嘴，其實，日本大學生有30%都充實到了制造業第一線當了工人。”

    也許需要一個過程。一位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認為：“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職業虛榮心，覺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既然上了大學，受了高等教育，當然就應該高人一等，至少應該在寫字間工作，出入CBD工作區，守著電腦傳真復印機工作，怎么能在生產第一線上呢？所以有些人你就是給他翻一倍的工資，他也不愿意去做藍領，因為丟不起那個人。”

    “一個長期生活在這么一種輿論氛圍中的人，就不會覺得勞動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相反他們認為做管理比較體面，哪怕是低級白領，他們也覺得自己的領子是白的，而不是藍的。這樣的一種循環，一方面導致中國的大學生不愿意加入到技術工人的隊伍中去，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技術工人缺乏一種職業的成就感。”

    “很多外企和私企會抱怨中國的工人素質低，缺乏敬業精神。你想假如他們缺少職業的認同感自豪感，他們怎么會對自己有自信？敬業精神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礎上的。”

    藍領行市看漲

    楊少強是深圳德菲集團的董事、總經理，珠寶首飾和皮具是他的兩大主要產品。他高薪聘請了一批香港技師，月薪都在萬元以上，而同樣的工種，請一位內地的技師只需要三分之一的薪水。他說：“很多人只會算表面的賬，看不到深層的東西。舉個簡單的例子，同樣鑲嵌一條白金鉆石項鏈，香港技師只需要5天，而高水平的內地技師最少要10天。完成后的產品差別也很大，鉆石切割的勻稱和精細程度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別，即使兩條用料相同的白金鉆石項鏈，由于技師的水平差異，售價上都有相當的差別。”

    在德菲集團，高水平技師的待遇高于辦公室主任，大家已司空見慣，因為這些技師為企業帶來的效益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皮具的制版師傅，設計師畫個草圖，大致構思一講，水平高的制版師傅就會立即做出樣品，甚至提升了設計師的想法。水平差的則是無論草圖如何詳細，就是出不了那種感覺和效果。”

    32歲的李凱軍每天開著轎車上下班。他只是一汽轎車股份有限公司鑄造模具設備廠的鉗工。和他一樣，在一汽配備了公務用車的工人還有5位，他們享受的是高級經理的待遇。

    在“一汽”，李凱軍算“綠區人才”，所謂“綠區”，是一汽為改革職工分配制度推出的新政策，其準確涵義是：非領導職務、高層次人才評聘辦法。因其在多媒體制作的各類人才薪酬結構圖上呈綠色，被形象地稱為“綠區”。“綠區”將高級人才分為一級、二級、三級管理師、設計（工藝）師和操作師。

    一級“大師”的工資待遇與公司總經理相同，比如該公司的一級操作師李黃璽的工資就與總經理竺延風一樣多；二級與高級經理相同；三級操作師上調一個崗級。在“綠區”中，沒有領導、知識分子、工人的待遇界限。凡經過考核聘用的知識分子、技術工人，都可以進入“綠區”，被評為一級、二級“大師”。

    像“一汽”和“德菲集團”的企業很多，他們愿意開出高價聘請具有技術專長的“藍領”，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方面的人才太難找了。

    在東莞，步步高老總段永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電子制造企業，最缺的就是熟悉各個崗位流程的“線長”和掌握特殊技能的技工。“普通工人可以毫不費力地從勞務市場大批地招來，研發人員可以從高校和研究機構聘請到，惟有這兩種人很稀缺，不知道從哪里去找。”

    而在TCL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對高級技術工人的需求常常讓人力資源部頭疼不已。據了解，今年5月，TCL移動通信有限公司的手機生產線擴張了一倍多，所需的1000多名普通工人在短短一周內就全部招齊，但幾十名手機維修技師卻遲遲無法招滿。“手機維修這個工種很特殊，雖然不需要多高的學歷，但也是高精尖的電子產品，一般工人很難擔當。我們只能找曾經從事過這個行業的人，或者從技術學校招人，然后再進行專門的培訓。”

    “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對技能人才的要求條件就越高。”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原副部長林用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資格鑒定中心主任、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主任陳宇在參觀了沈飛集團之后，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飛居然在沈陽找不到所需要的數控機床操作工！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僅全國數控機床操作工的短缺總量已經達到60萬人！

    都有一顆虛榮的心

    為什么同樣的生產流水線、同樣的機器，德國就能產出奔馳，而中國不能？

    德國西門子公司自動化驅動集團總裁兼中國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施密特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不是簡單的“因為中國沒有德國那么好的技術工人”的問題，而是有歷史積淀的原因在里頭。

    另外，工人問題也很重要，“在德國工人眼里，所有的產品都是藝術品”；而在中國工人眼里，他們很少能感受到自己是在完成一件完美的藝術品。這是不是和兩國的職業教育的差別有關呢？

    張則鋼是天津中德現代工業技術培訓中心副教授，1987年至1989年到德國學習職業教育。他最大的感受是，德國的職業教育幾乎無處不在，279個行業有職業教育，并且只有獲得資格證書才能成為從業人員。

    劉向陽先生在德國留學多年，根據他的經驗，在德國也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區分，而且德國的學生從初中畢業就開始面臨選擇，是讀普通高中將來準備接受高等教育，還是讀職業學校畢業以后就開始憑手藝吃飯。

    一般來說，讀普通高中的學生家境好一些，而讀職業學校的學生家境相對差一些，所以他們需要更早的自立，做一名藍領工人。但是一個有多年工作經驗的高級藍領，并不會在收入上以及受人尊敬程度這些方面，比一個只受過“高等教育”初級階段剛剛工作的大學生差。

    在西方很多國家，一些我們所謂的白領職業，比如老板的秘書，實際上是不需要學歷的。她們的工資待遇以及在公司的重要性遠遠沒有一個公司的技術工人重要。而在我們國家，則不是這樣的，我們容易根據一個人的工作地點來劃分一個人的身份，比如坐辦公室的和在車間干活的，前者意味著比后者“體面”。

    劉向陽說：“人人都有一顆虛榮的心，怎樣才能讓人不愛慕虛榮呢？就是一個社會應該給予那些真正干活有本事的人以尊重，或者說給勞動的人以尊重。大學畢業又不是古代的金榜題名，在古代，一個人考了科舉就等著國家分配了，最差也是一個九品芝麻官，在現代，除非你有遺產，否則不工作有什么驕傲的？”

    一位在美國留學工作十余年的女士在接受采訪時說：“發達國家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畢業以后找不到合適工作也是有的，這跟所學的專業有關。在美國9.11以后，很多企業裁員，一些大學畢業生應聘去做餐館服務員，也沒覺得不妥。”

　　她說國內一些朋友希望移民到海外去生活，她經常建議這些人趕緊在國內多學一些資格證書，比如說廚師呀，調酒師呀。有的人不理解，她就告訴他們：到國外，你的大學文憑只是證明你受過高等教育，但是不能證明你具有某項從業技能，在國內似乎是高學歷就等于高資格，但是在國外，學歷是學歷，資格是資格，再高的學歷，如果到研發生產第一線去，還必須通過一定的職業教育擁有資格后，才能得到承認。

    打一個比喻吧，就像你的文憑可能是文學博士，但是你在競爭一個西餐廳的職位時，可能真的競爭不過一個三級廚師。為什么辦移民的時候，有技術移民一項，卻沒有文憑移民這一項呢？”

    一位做職業咨詢的先生說：中國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像《北京人在紐約》里的王起明夫婦那樣，在國外給人家刷碗，做衛生看孩子，全愿意干，可是出國前在國內找工作，稍微帶點體力勞動的色彩，都覺得委屈得不得了，一個大學生如果被分配到工廠，哪怕是在廠部里，都覺得自己特低人一等。這是為什么呢？

    職業教育專家張明德在談到相關問題時說：在制造業發達國家，許多在設計生產第一線的碩士、博士，被統稱為worker，而在中國，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工人被貼上了一個特定身份的標簽。尤其是國有企業，員工被劃分成干部和工人身份，也就是國外通常稱的“白領”與“藍領”。干部歸人事部門管理，工人歸勞資部門管理。身份不同，工資、獎金、住房分配等待遇也有差距。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指出，目前，我國技術工人總量求大于供，其中高級技術工人奇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最新公布的今年二季度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報告顯示：制造業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上升6.2%%。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資格鑒定中心主任陳宇教授強調：“不能口頭上把工人捧上天”。

    據報道，去年8月，陜西省省部級技校招生統考，雖然有800名考生報考，可到考試時，卻只有兩名學生應試。目前，該省有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辦。某市通用機械技工學校創辦24年來，曾為全市裝備制造企業培養了7000名車鉗銑技工，但2001年招生時報名者還不到20人。在遼寧全省400余所技工學校中，能夠勉強招生的只有150所左右。面對旺盛的市場需求，為何人們還是不愿進行職業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已經學成畢業的學生也不愿意從事技工工作？

    對此，曾湘泉認為，造成技術工人供求矛盾的首要原因是觀念的束縛。

    陳宇說，中國曾經是個等級社會。比如，你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是干部還是工人？這種身份差別就是等級差別。

    他認為，等級社會主要看的是人的身份和地位。在那種生產力發展有限，剩余產品匱乏，又沒有競爭性評價體系的時代，一個人也只有通過獲得比別人高一點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才能獲得比別人優越一點的生存條件。在那種背景下，生產者、勞動者總是處在從屬的、低下的位置。

    所以，中國傳統社會心理和等級意識中長期存在鄙薄技術工人、鄙薄職業教育培訓的觀念，就不足為奇了。”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資格鑒定中心主任陳宇教授認為，“在一個以學歷、憑文憑決定人的身份，以身份決定人的地位的社會里，無論你把技術技能工人說得多重要，你把職業教育培訓提得多么高，也是白說。技術工人的地位也就擺在那里，為其服務的職業教育培訓的地位也就擺在那里。你不過是高考落榜者的安置所、收容隊；你培養的是二等人才，你搞的只是二等教育。你的地位和命運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陳宇認為，在一個以能力為主導，而不是以身份為主導的競爭性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到來時，人們應該首先改變舊有的人才觀念，拋棄高學歷情結，其次要積極推行職業教育與學科教育平起平坐，學歷文憑與職業資格并重并舉的制度。

    曾湘泉先生也認為，一方面是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另一方面卻是技校畢業生的供不應求，然而高校的擴招規模卻有增無減，這種盲目的“高學歷”消費傾向應引起人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