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古蒙仁開始體會到卡夫卡小說中，一夜醒來變成一條蟲的那種恐懼。「人到40，每天早上睜開眼睛，總會感覺到此身已非我所有。我不再是單純的一個個體，同時也是太太的先生、兒子的爸爸、父母的兒子、乃至于社會的一枚小螺絲釘，自己還沒有開始轉動，就要被背后的多重力量逼著轉動。」

    40歲，當你發現頭發愈來愈少，再怎么擦還是那么少時，你就知道中年來了。

    熊立德就這么不自覺地踩著油門往前開，這是他幾年來每天都必走的一條路，只是忽然間，他像是從夢中驚醒：「嘿？我現在到底在哪里，這個地方好熟悉？我要往哪去？」過了好一段時間，他才發現，他是在往上班的路途上。

    這種事情發生在他身上已經不只一次了。42歲那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只覺得生活忽然像掉入深淵，自己變得彷徨、無助而任性。

    他發現自己的記憶開始衰退，脾氣開始變壞。回到家里以后，總是無端的鬧情緒。每次兒子看到爸爸發脾氣，就會一溜煙的躲到房里。熊立德傷心地發覺，在家里跟他關系最密切的竟是電視機的搖控器。回到家還沒吃飯，熊立德就拿著搖控器不停地轉。看到一點點小東西就不自覺地很感動，很想哭。他變得很脆弱、很情緒化、很憂郁。

    沒有答案，找不到出路。許多郁卒的中年男人，也許就這么不知不覺地郁郁以終。

    熊立德的經歷，其實發生在許多中年男人的身上。 如果說，女人的更年期是荷爾蒙惹的禍，那男人的中年危機，又是怎么一回事？

    男人的第二個青春期

    40歲以前的男人，一直是在社會的價值期望中長大：事業的成就肯定他，家里的妻小依賴他，讓他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男人，有「價值」的男人。40歲以后，許多客觀環境的轉變，讓男人開始面臨了自我價值的危機。

    走過中年的風暴，熊立德回想起那段經過，覺得自己當時就像是一個失去目標的小男孩，「我常常像小孩一樣倒在我太太身上哭泣，對自己失望到極點。」

    事實上，熊立德那時剛剛獲得公司的升遷，接下了更大的責任，事業正處于高峰，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對自我的價值產生了懷疑。

    他慢慢覺得工作沒什么大的挑戰，再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激起他的熱情與新鮮感。工作上的失落，回到家里又是另一種寞落。小孩和太太不再像以前那么需要他。他開始不斷地問自己：「我到底存在的價值在哪里？」而往前看，「我是不是還要繼續往上爬？我是不是還甘愿在未來的二十年里面就一直不斷地在重復這樣的工作？」。

    男人為何不訴苦？

    時間的緊迫感，不容中年男人任意揮灑，如果要在人生的中點站轉變，就必須快速的換檔、加油。千頭萬緒的決定，重壓著想要轉變的中年男人，但男人卻往往不知如何說出心事，千萬重擔，只有往肚里吞。臺大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曾經如此描寫過臺灣的男人：對「酷」的男人來說，這種文化是無能處理情感的另一面。他們在日常生活的親密關系是如此的無能，索性就徹底酷到底，拒絕了，也逃避了任何更進一步的情感接觸。……臺灣的男人不懂得如何去和父母或妻兒聊天，整天的「酷」或「權威」，只是一點一滴的壓抑自己的煩悶與不安。

    男兒有話不輕談，使得他們在面臨心理危機時，有著比女人更深的孤獨與恐懼。曾經對臺灣的中年人有過深入研究的政大心理系教授李良哲就感受到，男人有苦比較不會尋求社會支持，而男性的人際網絡也通常比較具有功利性，當利害關系不再有用的時候，友誼就斷了。不像女性比較容易有知己，談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