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少企業玩起了“秘薪制”的游戲，要么提薪或獎金發放一概不公開，要么招工啟事上布下“月薪面議”的陷阱。這種封閉式加薪制度使很多職工深受傷害，實際是剝奪職工的勞動報酬知情權和協商權……

　　“目前有些企業實行‘秘薪制’，企業給職工多少錢就是多少錢，職工不知道實際應得工資。”針對北京市部分企業流行的“秘薪制”，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相關負責人日前明確表示，按照《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這種行為應視作“未明確工資制度”，明年起各用人單位必須明示工資制度。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不少企業玩起了“秘薪制”的游戲，提薪或獎金發放一概不公開。國內一家知名專業人才招聘網站最新調查也顯示，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采用“秘密工資制”，這種封閉式加薪制度使很多職工深受傷害，也讓職工難以判斷自己對企業的貢獻價值，無形中自然會削弱分配制度的激勵和滿足功能。接近五成的受訪職工表示，如果在加薪上感受到“不公平待遇”會尋找跳槽機會。

${FDPageBreak}　　不少企業盛行對職工采用“秘薪制”，甚至有的企業曾經曝出“工人因向工友打聽工資而被辭職”的荒唐事件。采用“秘薪制”，實際是剝奪職工的勞動報酬知情權和協商權。職工的勞動報酬，不是老板可以隨意派發的紅包，按照有關勞動法規，用人單位必須向職工公示工資制度，制定勞動報酬、勞動定額、保險福利等規章制度也必須與全體職工或職工代表大會民主協商。用人單位若有違法規定，職工也有權予以糾正。

　　說到“秘薪制”，聯想到時下還有一種“秘密工資”，那就是國有企業高管的神秘薪酬。針對公眾的萬般揣度和坊間種種傳聞，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近日在公開場合澄清，現在公眾很關心央企負責人的收入，有人曾猜測中建公司總經理孫文杰的年薪是200萬元、400萬元，但他實際只有40萬元（稅前），目前央企負責人最高的是118萬元（稅前）。李榮融表示，今后企業負責人的收入將適時公布。

　　國企高管們的收入如同企業的商業機密，聽任街談巷議蠻短流長，也要遮著掖著曖昧著，實際是無視公眾的知情權。有人問的好：國企屬于全體國民，企業負責人被聘為“管家”，如果連“管家們”的收入都無從知曉，只能通過市場傳言進行猜測，如何體現“國企是國民的”？

　　企業對職工采用“秘薪制”也好，國企高管的收入一直諱莫如深也罷，“秘密工資”畢竟載不動太多問號。關于“秘薪制”，不少企業的借口是像一些發達國家的企業看齊，孰不知一些國際優秀企業最新的實踐結果表明：讓員工更多參與報酬制度的設計與管理，有助于一個更適合員工的需要和更符合實際的報酬制度的形成，也更有利于分配的公平和透明，常令人滿意且能長期有效。

${FDPageBreak}　　不少企業流行采用“秘薪制”的做法，看似在借鑒“優秀制度”，實際在逃避責任，試圖擺脫勞動法規的約束。青睞“秘薪制”，一定程度上說明工資不能明示，不敢明示，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工資分配不合理或者差距過大。尤其是企業變動薪酬部分，既所謂的年終突擊分紅、季度獎金部分分配隨意性更大。

　　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矛盾突出，這樣的背景下，更應該增強工資和激勵機制的透明度。當央企、特別是一些壟斷企業的收入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當網上流行起“曬工資”，正是公眾對工資收入透明度的訴求。當高管們、老總們的收入被集體胡亂猜測，有關方面更應該早一點讓其透明起來。也許是主管部門考慮到社會對國企負責人收入的承受能力，現在還不是適合公布的時候。怕只怕“秘密工資”只會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及時公布高管們的收入，不僅有利于澄清公眾誤識、平息謠言，加強社會監督，也有利于促進社會各個領域、各類人群的工資透明化，引領工資透明的潮流，驅除“秘密工資”的暗流。

　　現代社會，是一個制度透明的社會。企業大張旗鼓地給職工試圖搞什么“秘薪制”，或者國有企業高管繼續把自己的工資收入當成“不能說出的秘密”，恐怕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