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具有相通相應的關系，同受陰陽五行法則的制約，并遵循同樣的運動變化規律。《靈樞》關于“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的論述，就概要地闡明了自然界的一切運動變化，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體生理、病理變化的觀點。唐代著名養生家王冰也認為：“但因循時氣序，養生調節之宜，不妄作勞，則生氣不竭，永保康寧”（《素問·生氣通天論注》）。縱向考察中國養生文化史可以發現，順應自然的養生之道 理論大致包含以下兩重含義：

　　順應自然界的陰陽變化

　　《黃帝內經》中所說的“法于陰陽，調于四時”和“因時之序”，都表達了這種意思。就自然界的陰陽變化而言，對人體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四季交替和晝夜晨昏的變更，因此養生也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首先，針對春夏秋冬的氣候特征，在精神修養、飲食調攝、生活起居等方面必須順應四時的生、長、藏特點，做到“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在此基礎上，還要力求“一年之內，春防風，又防寒；夏防暑熱，又防因暑而致感寒；長夏防濕；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風。”（《理虛元鑒·卷上·知防》）

　　其次，養生者還應注意晝夜晨昏的調護。《素問·生氣通天論》認為一天之中，早晨陽氣始生，日中而盛，日暮而收，夜半而藏，每天這種變化與四時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規律完全一致。因此，為了資助陽氣的發生，早晨應多開展室外活動，吐故納新，流通氣血，旺盛生機；傍晚日落，陽氣開始潛藏，于是要相應減少活動，避免風寒和霧露之氣的侵襲。這也就是《黃帝內經》作者所諄諄告誡人們的：“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

　　所謂順應自然而然的狀態養生，實際上是指人們只有認識人與自然二者本身所具的客觀規律，并依循這種規律養生，才可能健康長壽。早在《呂氏春秋·盡數》篇中，就有“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壽長焉”的論述，可見古代養生家早就認識到了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規律，人們只有依循這種規律方可生長久視。除了自然界之外，人體的生理狀態也有自身的規律，人們只有象《莊子，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那樣順應人體的自然生理規律，才能保護生機。《黃帝內經》倡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的養生原則。

　　透過順應自然以養生的上述兩層含義可以發現，中國養生文化所追求的實際上是一種人體生命與自然萬物的整體和諧狀態。這一方面是由于機體內環境的平衡協調和人體外界環境的整體統一，乃是人體生命活動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人們只有做到內在機體與外在自然環境的和諧協調，才可能實現卻病延年的養生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天道自然”的哲學觀在人體科學領域的必然延伸。

　　眾所周知，“天道自然”的思想觀念肇端于老莊哲學。《老子》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從這點出發，老子提出了反對“生生之厚”的觀點：“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之厚也。”

　　順應自然，無為而治

　　繼老子之后，道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莊子則在前者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順應自然的保健 target=_blank>養生保健 target=_blank>養生保健觀。莊子認為人類認識自然，不僅要順應它，同時更應該主動掌握自然規律，并按照自然規律去養生保健。他的著名寓言“皰丁解牛”，以及《天運》篇中有關“自樂者，先應之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后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的論述，都強調了認識和順應自然規律以健康長壽的養生觀，而《養生主》中的“緣督以為經”，則可以視為上述理論在養生實踐中的具體作用。

　　作為中國養生理論奠基作的《黃帝內經》，正是汲取了老莊哲學中“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天人之間的相應關系，主張人應該根據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來保養身體，從而形成了完整系統且具有科學意義的養生理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地有五理（五行化育之理），故能為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唯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

　　除了《黃帝內經》之外，與老莊哲學有著理論淵源關系的道教養生家，更是直接從“道法自然”的觀點出發，豐富和發展了順應自然的養生理論與方法。道教養生家大多認為人體只有能夠仿效天地運動的形式和時機來進行養生活動，就可以長生久視。元代著名道教理論家俞琰就說過：“人受沖和之氣，生于天地間，與天地初無二體。若能悟天地之妙，此心沖虛湛寂，自然一氣周流于上下，開則氣出，闔則氣入；氣出則如地氣之上升，氣入則如天氣之下降，自可與天地同其長久。”（《周易參同契發揮》上卷）作為上述理論的具體實踐，道教養生氣功十分注重選擇煉功時機與天地自然同步。

　　“天道自然”作為中國古代一條影響極廣的哲理，它就盤根錯節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但與養生理論和實踐有著滲透交叉關系，而且藝術審美領域也同樣為其根須所及。

　　“天道自然”作為一個哲學范疇而涉足藝術審美領域，是大概最早出現在《莊子》中。作者在該書的《達生》篇中講述了一個名為“梓慶削木為鐻”的寓言。說的是一位名叫“慶”的木工制作了一副雕刻有鳥獸等圖案、用來懸掛鐘鼓的木架子，工藝十分精美，眾人見了非常驚異，認為簡直是鬼斧神工之作。當魯國的國君詢問梓慶憑借什么制造出如此精致的工藝品時，梓慶回答說，這是“以天合天”所致。它所崇尚的同樣是一種“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知此游》）的順應自然的審美原則。莊子之后，不少中國文學藝術不僅在理論上繼承了順應自然的審美原則，而且把它具體貫徹到了藝術創作的過程之中，從而形成了一種“天趣自然之妙”的獨特藝術風格。

　　中國傳統藝術中崇尚自然為極則的風格，雖然是莊子“以天合天”藝術觀的直接繼承和發展，但其理論源頭則應該追溯到老子的“道法自然”這一哲理上。也就是說，藝術上的崇尚自然與養生領域中的順應自然有著相同的理論淵源，而理論淵源的相同，勢必造成整體特征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