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有關之道、壽親養老的文獻，一般總稱為（如《天隱子書》、《類纂》、《月覽》等。）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既有系統的理論，也有十分可靠的實踐經驗，是祖國醫學偉大寶庫中的一枝奇艷的花朵。

由于很重視，所以得享高壽者還是比較多的。曾據《中國醫學人名志》加以統計，記載有年齡者共得149人（秦代的崔文子三百歲、后漢的葛越二百八十歲未計在內）。其中，80歲以下者42人，80歲以上者70人，90歲以上者27人，100歲以上者10人。最小者28歲，最大者103歲，平均壽命超過80歲。

近年來，泛論要旨的文章不少，但系統地討論其發展的文獻較少。現綜歷代有關著作，對學的發展簡史分成四個階段介紹如下。

1.先秦時期：廣義地說，自從有人類時候起，在舊石器時諸如火的應用（熟食、取暖以及從而發明的灸等）、居住與服裝的改善等，都與防病、延年有關。但時代湮遠，論無實證，故不加詳述。我國今存比較成熟的文字系統，最早的應推公元前十四世紀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了（六千年前的陶器上有些刻劃，已帶有文字性質，但不成系統）。甲骨文上，已有一些生理（如女子乳房脹為母字，產婦臨產先出水后兒頭先露的毓字等）和疾病（如牙上生洞的齲字）的記載；也還有一些個人衛生（如沐、浴）與集體衛生（如大掃除稱寇帚）的記載；在所載動植物（動物47種、植物15種）中，可能還有些可供藥用者。總之，當時已有講衛生與保健防病的萌芽思想。

《周禮》載有“食醫”，并對各類飲食的寒熱溫涼（指服食）及四季的五味所宜都有明確的規定。春秋時，對的記載更具體了，例如：《左傳》載醫和治晉侯病指出是“近女室，疾如蠱”的結果，已經注意到房室起居對的關系，并對四時、五節、六氣等與健康的關系引起重視。《古今醫統》載范蠡有“服飲藥餌”的辦法，授術于孔安國等，“壽皆百歲，面如童顏”。春秋戰國時期，由于諸子百家學說的興起對學也有很大促進。老子、莊子一派提出“歸真返樸”、“清凈無為”的理論，并編制了導引、吐納等一整套方法，對后世影響很大。例如：《老子》說“淡然無為，神氣自滿，以此為不死之藥”。《莊子·刻意篇》說：“吹呵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這里包括兩方面的方法：一是充分認識到吸納新鮮空氣，吐出廢濁之氣，才能維持生命，保健延年（此即吐納、氣功）；一是提倡運動，可以加強新陳代謝，促進機體各方面的機能（此即導引、按摩）。莊子所謂的“熊經鳥申”，向來沒有實證。幸運的是，1975年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帛書導引圖，描繪了四十多個姿勢的圖象，內中的“熊涇”（顯見系熊經之抄訛）、“鷂背”（可能與鳥申同屬一類），可以引為借鑒。此圖中有一圖，題為“信”上文已看不清，有人認為信即伸，其上應鳥字。但其圖明為獸形，實不敢茍同。

管子認為“精”是氣的物質基礎，是人生命之源泉，故主張存精以。如《管子·內業篇》：“精氣者，氣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臟以為泉源”。此外，他還提出存精的具體方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摧，福將自歸”，即節欲存精是也。《呂氏春秋》強調精、氣、神和形體的統一，是生命的根本。如《盡數篇》說“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也”。老、莊主張“靜”以養神可以長生；呂不韋卻主張動，認為“流水不腐，戶樞不螻。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郁處頭則腫、為風；處耳則為鋦、為聾；處目則為蠛、為窒；處腹則為脹、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蹶”。呂氏還指出氣不宣達與血脈壅塞都是不能長壽的原因，所以“作為舞以宣導之”。呂氏以外，子華子也是主動的，他認為：“營衛之行，無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揚，故能長久而不敝。流水之不腐，以其游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孔子則主張要動靜結合，如《孔子家語》載：“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夫”。

此外，諸子還都認識到自然環境與人體健康的關系，提出“天人相應”的觀點。例如：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說“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但老莊是主張消極的順乎自然的；管子則主張主動的與自然相適應，如《管子·五行篇》說“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至于荀子，則更積極地主張改造自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號，有“人定勝天”的思想。

先秦諸子的思想與實踐，到了《內經》可謂來了一個大總結，它從醫學的角度來討論問題。《內經》對人的生長發育過程，有很精妙的觀察與概括；對衰老、變老的機理，有很確實的認識；還明確提出“治未病”的觀點，對預防病變、保健延年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內經》對于的原則主要有兩條：一是調攝精神與形體，提高防病、防老機能；二是適應外界環境，避免外邪侵襲。《上古天真論》說：“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而去”，是比較全面的概括。《四氣調神大論》中，則更具體地闡述了四季的不同方法。此外，還記載了許多具體的術，如《異法方宜論》的導引、按蹻等。《內經》的理論，對后世影像很大；歷代的著作，多數是在《內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2.后漢時期：秦皇、漢武，都是長生不老的熱烈追求者。因而，社會上出現了一批自稱持有長生術的方士和得到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發展，以后更益以佛家。于是，煉丹術、服石法、神仙術以至房中術之類之書，充斥天下。就拿《漢書·藝文志》來說，把醫書列為方技類、下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前兩種合計18家，400多卷；后兩種其數相若，可見當時影像之大。當然，這些書今日所見甚少；而且，我們也不能抱一概否認的態度，而要提倡沙里淘金的精神，去發掘其中的寶藏。

張仲景不但是個臨床專家，而且也很重視，他曾抨擊那些平時不注意攝養身體的人說：“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救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至于具體的原則，他在《金匱·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第一》中曾提出：“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導引、吐納”、“房室勿令竭之，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以及“飲食禁忌”等等，都是很有實際意義的。

華佗不但是個一專多能的外科專家，他對學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他主張積極的體育鍛煉，認為是卻病延年的重要途徑。他對弟子吳普說：“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他根據古導引法，創造出“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華佗堅持作五禽戲，“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吳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聰明，齒牙完堅”。師徒二人，都是有道的光輝范例。

東漢時王充在《論衡》中也有專論，并已有壽命與遺傳有關的創見：“夫稟氣渥則體強，體強則命長；氣薄則體弱，體弱則命短”。所謂稟氣，即先天的稟賦，應與現代的遺傳有關。

兩晉至隋唐，佛、道兩教盛行，也影像到醫學。有些醫學家，其實也就是道家，如陶弘景、葛洪、孫思邈等。陶弘景的《延命錄》與葛洪的《抱樸子·內篇》，都是學的重要著作。上層階層煉丹、服石的遺毒，直至明代還時有興者。對于神仙迷信之說，當時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張華《博物志》即用實例來揭穿方士的騙術，否定得道成仙之說，并提倡確有實據的長壽老人的長壽經驗。嵇康《論》中婉轉地提出神仙是不可學得的，主張從實際出發進行（如棄厚味、服補藥、飲清泉、浴陽光、節色欲等）。顏之推《顏氏家訓·篇》，以自己親身經歷教育后代不要學神仙，而要“愛其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溫、禁忌食欲，將餌藥物”，便可“遂其所稟，不為夭折”。

唐·孫思邈雖然受佛、道二教的影響，但他畢竟是臨床醫學家，所以他的主導思想仍是實事求是的。他本著“不違情性之歡，而俯仰可從；不棄耳目之好，而顧丐可行”以及“易則易行，簡則易從”的原則，對之道作了具體詳盡而又通俗的論述，叫人一看就會，而不似老莊之學那樣虛無縹緲。他既主張靜養，又強調運動；既提倡食療，又主張藥治；既要求簡樸，又注意衛生；既強調節欲，又反對絕欲。不但衣、食、住、行都談到了，還專題討論了保健；不但，而且特別注重道德修養。孫氏有道，并且身體力行，據說活到一百零二歲（有的考據認為百廿歲）。孫氏著作中有關的資料，是唐以前和他自己經驗的總結，對后世影響很大，元代危亦林《世醫得效方》后，附有《孫真人法》節文一卷；今存的文獻還有《唐孫思邈衛生歌》和《攝養枕中方》兩種，《千金》食治篇與養性篇，也有單獨梓行者。

至今尚存的學專著，以這一時期為最早，有晉·許遜《靈劍子》、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隋·巢元方《巢源補養宣導法》、唐·司馬承禎《天隱子書》、唐·施肩吾（棲真子）《辨疑訣》、唐·王燾《外臺輯導引法》等，共十一種。其書佚存目者，尚有張湛《集要》、王仲丘《纂錄》、高福《攝生錄》、郭霽《攝生經》、斐煜《延壽赤書》、鄭景岫《四時論》、穆殷《四氣攝生論》等7種。

3.宋元時期：兩宋、金元時期，學出現了流派爭鳴，從而也推動了學的發展。劉河間在《原道論》中，強調氣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質。他認為：“故人受天地之氣，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指出當時常用的法如調息、導引、內視、咽津等，其機理在于調氣、定氣、守氣、交氣，起灌五臟和陰陽的作用。李東垣一本劉河間對氣的重視，因人體之氣主要來源于脾胃，所以在論時特別提出《脾胃將理法》。朱丹溪改弦易轍，強調陰精對人體的作用，認為人之一生“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因而在治病與上都以滋陰為主。朱氏認為隨著年齡增大，其陰更衰；故病，更多由陰虛造成。由于對陰精的重視，朱氏特別強調節欲，提倡晚婚，著有《色欲箴》；還有《茹淡論》，主張老人飲食清淡，避免因“厚味”助“陰火而致毒”。金元四家以外，嚴用和倡“補脾不如補腎之說”，認為“腎氣若壯，丹田火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均見《方》）。嚴氏補腎之說，為后世廣泛運用補腎法抗衰老，防治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理論依據。

這一時期的著作，今存者計有宋朝的11種：李昉《太平御覽·篇》、周守忠的《類纂》和《月覽》、佚名的《秘錄》、蒲虔貫《保生要錄》、姜蛻《月錄》、韋行規《保生月錄》、愚谷老人《延壽第一紳言》、趙希鵠《調燮類編》、陳直《奉親錄》。這一時期的文人學士對學也很重視，蘇軾的《問》、《說》等（見《蘇沈良方》）見重于時；其他如馬永卿《攋真子·論》、陸游《詩》等。

元朝的專著，共有七種：丘處機（長春子）《攝生消息論》、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贊書》、王珪（洞虛子）《泰定主論》、汪汝懋《山居四要》、瞿佑《居家宜忌》和《四時宜忌》、忽思慧《飲膳正要》。其中，《泰定主論》從幼年就開始注意，自幼及壯至老調攝有序，與今日所知變老過程是在到來以前很早就開始的論點暗合，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在一些子集以至筆記文學中，也散見許多的文章。如宋·任元受、初虞世《老學庵筆記》中，有很多專治病的自療。

4.明清時期：明清時期的學著作，唯心成分日益減少，日益切合實際。由于學受到醫學界的重視，專著比較多，醫學家中高齡的也比較多，前述80歲以上的107人中，明代即占86人。明代的專著甚多，因年代較近，大多今日尚有存者。僅按《圖書聯合目錄》統計，即有六十來種，以冷謙《修齡要旨》、萬全（密齋）《四要》、高濂《遵生八箋》、胡文渙《集覽》、李士材《頤生微論》、龔廷賢《壽世保元》、《正統道藏書選錄十六種》、《洪緶集刊書六種》、《格致叢書·書選錄十二種》、《夷門廣牘·書選錄三種》等比較重要。

明代有些頗具影響的理論與實踐，其實并不在專著之中。例如：李梃《保養說》力駁佛道二家唯心的說，認為《內經》的“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勞作”、“精神內守”是保養的正宗，提出避風寒、節勞逸、戒色欲、正思慮、薄滋味、寡言語等切實可行的法。張景岳在《類經》“攝生”類中匯集了《內經》的論述并加闡發。他自己的創見則集中地見于《治形論》，他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無身，吾有何患”的消極厭食人生觀，辨證地闡述了形與神、形與生命的關系，認為形是神和生命的物質基礎。因而明確指出：“善者，可不先養此形以為神明之宅？”張氏以前的家多重養神，從未響亮地提出“養形”過，張氏此論確為創見。其實，張氏的養形還是重在精血，認為“精血即形也”。張氏常用溫補藥以養精血，成為繼薛立齋之后地溫補派首領。所創左歸飲、右歸飲，就是一補陽精，一補陰精，是防治病常用的名方。趙獻可繼承薛立齋、孫一奎之說，突出地發揮了命門的學說。他提出：“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者、治病者均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趙氏對許多病都用水火陰陽來概括，治療則以六位丸、八味丸為主方。李士材的論點比較全面，他提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論治，后天分飲食、老倦論治。明末汪綺石《理虛元鑒》所稱的虛勞，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病在內。他提出“治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肺為五臟之天，脾為百骸之母，腎為性命之根”。在防治方面，提出六節、八防、二護、三候、二守、三禁等理論，確有很大的防病治病、抗老保健的意義。六節以七情內傷為主：“其在蕩而不收者，宜節嗜欲以養精；在滯而不化者，宜節煩惱以養神；在激而不平者，宜節忿怒以養肝；在躁而不靜，宜節辛勤以養力；在瑣屑而不坦夷者，宜節思慮以養心；在慈悲而不解脫者，宜節悲哀以養肺。”八防以六淫外感為主：“春防風，又防寒；夏防暑熱，又防因暑取涼；長夏防濕；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風”。

明代還有兩個御醫，龔廷賢和龔居中，對學也有一定貢獻。龔廷賢《壽世保元》中不但有許多前人的理論，而且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壽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編成口訣，所以流傳較廣。他還寫了《衰老論》，對變老的原因作了專題研究。龔居中著有《萬壽丹書》，分延齡、安養、飲食三篇，亦頗多發揮之處。

清代的學沒有很大發展。有關著作大約有六十多種，以曹慈山《老老恒言》、湯灝《保生編》、葉志先《頤身集》等較重要。非專著的論述，要以徐靈胎與葉天士最為重要。徐靈胎雖是崇古尊經的學者，但在壽命問題上卻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壽命在受生之時已有“定分”，這定分就是元氣。壽命的長短決定于元氣的盛衰，所以強調“謹護元氣”是、治病首先要注意的事。葉天士的《臨證指南醫案》中，記載了三百多例病的治驗，并提出中年以“陽明脈衰”為主，六十以后以“腎虛”為主。葉天士對一些病的病機，常有精到的闡發。如認為中風是“高年水虧，肝陽升逆無制”、“有年下虧、木少水涵，相火內風旋轉”，并據此提出“內風乃身中陽氣之動變”的著名論點。對一些病的治療，除著重陽明與腎以外，提出“久病入絡”的新理論，為病開拓了活血化瘀的治療途徑。方面，他認為“頤養功夫，寒暄保攝，尤當加意于藥餌之先”，還特別強調戒煙酒。

曹慈山（廷棟）的《老老恒言》根據自己的長壽經驗，并參閱三百余家有關的著作，從日常生活瑣事、衣食住行等方面，總結出一套簡便易行的方法。還根據人脾胃虛弱的特點編制了粥譜，以“備之頤養”，各種粥有百種之多，既有平時保健之粥，又有病時治疾之粥，可謂集粥之大成。

清以后，在學方面沒有什么進展。有關著作雖也有六十來種，多屬陳陳相因之論，已成強弩之末了。至此，我國現存有關的著作共兩百多種。到金元為止僅29種，明以后有一百八十多種。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對人的關懷與國際上學蓬勃興起的共同推動下，我國的學與醫學也承學的余烈，得到很大發展。展望新世紀的宏偉目標，深信學必將更加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