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顯示，自1980年以來，中國有1200多位企業家自殺。成功人士的心理健康主要受到五大心理問題的困擾，包括焦慮、孤獨、抑郁、多疑偏執、困惑迷惘。這幾大問題就如“心魔”，即使單個兒出現已足以堪憂，如果一并出現必然導致嚴重的心理障礙，乃至人格分裂。在中國歷史上，因這幾大“心魔”作怪而成為暴君的不乏其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最為典型，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成功人士遭遇的困擾與壓力，也讓人們獲得啟發與教訓。

　　朱元璋的焦慮與多疑

　　朱元璋自開創大明王朝后，就飽受兩種焦慮的煎熬：一是成就焦慮，一是皇位焦慮。作為前者，朱元璋自視甚高，立志建立一個空前公平和諧的社會，以求功蓋始皇，業比堯舜；作為后者，朱元璋雖貴為帝王，卻總是憂心忡忡，生怕臣子生異心，奪取他的江山。

　　朱元璋登位以來，一直致力于吏制和道德重建。至洪武十年，朱元璋一直試圖以“仁政”來達此目的。但在吏制上，特別是清除貪官污吏上，朱元璋屢受挫折。由此他不再相信儒家的仁政學說，處理政事越來越隨心所欲，不講道理。此外，朱元璋的夢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將20多個孩子分封到全國各地，并具兵權。但他十分擔心開國功臣們會篡奪自己的江山，對他們欲盡除之而后快。由于這兩種焦慮，朱元璋不斷產生無名煩惱與恐懼，身心健康備受困擾。史書記載，朱元璋時常夜不成眠，披衣觀天象，憂心天下四方的局勢變化。久而久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決策上日顯強迫性懷疑妄想，并剛愎自用。

　　例如，浙江府學林元亮為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

　　之語；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之語，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禿僧，“作則”是喻自己做賊，下令將兩人處死。朱元璋對臣子的猜忌也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還如，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情報機關，使特務遍布全國，監視大臣們生活細節，以便隨時肅清他想鏟除的臣子。朱元璋還開創了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平民，均可被笞！他還借大規模屠殺建立威信和消滅敵手。這本質上都是焦慮在作怪！

　　朱元璋的孤獨與恐懼

　　朱元璋熱衷于屠殺臣民，這是減輕他心理壓力的一種病態做法。這一做法給明朝的官制帶來許多前所未聞的怪事，如帶枷升堂、上朝如赴刑場等，使得大小官員都生活在高度恐懼中。這使朱元璋迅速變成一個極為孤獨的人，無人敢向他直言，身邊親人亦然。

　　洪武二十六年，太子朱標故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堪忍受其父濫殺無辜而抑郁致死。

　　到最后，無論滿朝文武，還是妻妾子女，都有可能成為朱元璋的假想敵！他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元璋的抑郁

　　朱元璋晚年身為帝王，號令天下，不可一世。但他并不幸福，其情緒狀態一直是郁郁寡歡。因為他自知是一個暴君，做出了一系列寡恩殘忍的事情！為求心理平衡，朱元璋對仁政有著本能的抵觸，對整人也有著極端的樂趣。

　　史學界一貫聲討朱元璋以極端粗暴的手法對待臣子，但絕少琢磨過朱元璋為什么會這樣做。他的根本原因在于無法控制積壓已久的焦慮和抑郁。由此，朱元璋的個人悲劇在于：他越是有成就，就越感自卑；而越感自卑，也就越要殺人。如此惡性循環，其晚年何以幸福！

　　由于這些“心魔”的作用，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出現了人格分裂（指一個人的穩定心理特征出現結構性變化），給人感覺判若兩人，突出表現為由仁君變成了暴君。史書記載，朱元璋在55歲前一直是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

　　朱元璋的人格悲劇在于：他一生都在消滅對手，但他真正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可以打敗所有人，卻無法戰勝自己。朱元璋不能很好地緩解工作中的種種焦慮，對自己和他人要求都太苛刻了。

　　“朱元璋綜合征”對于成功人士的啟發

　　類似朱元璋的表現可以稱為“朱元璋綜合征”，它泛指一個成功的人面對重重工作壓力，不善調整心態，越是成功就越自卑，越有能力就越刻薄。

　　成功意味著更大的焦慮。對此，人們要學會化壓力為動力，不要過分擔心個人的能力不足，而是要學會與他人分攤壓力，以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利用群眾的智慧化解個人的焦慮。

　　成功還意味著更大的競爭。對此，人們要學會變危機為生機，不要把競爭對手視為自己事業發展的障礙，而是要學會用其之長，避其之短，終而掌握化敵為友、“與狼共舞”的藝術。

　　朱元璋的教訓在于：他在兩手空空，沿街化緣時尚有幾分自信，卻在掃平天下，一朝為皇時日感自卑———成功者不當自卑，自卑者不會成功。朱元璋的教訓還在于：他在開創天下時甚善搜羅人才，化敵為友，卻在建立江山后猜疑成性，殺人成癮———成功者不該孤獨，孤獨者難成大事。

　　歸根到底一句話：成功者要善解壓力，不善解壓力的成功者必不長久。▲

　　朱元璋是“越成功越自卑，越有能力越刻薄”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