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年底，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審結了4起暴力犯罪案件，4名罪犯都是有著高學歷、身居大公司要職的高級白領。其中兩人是公司副總裁，一人為知名公司駐京商務代表處經理、一人為藥業公司銷售經理。事件的起因都是小事，例如：下班開車回家途中，因瑣事和他人發生口角，互相扭打，沖突中強行開車，導致他人右橈骨中段骨折。專家分析，在這幾起案件中，被告人身居高職，擔負著相對重大的責任，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大于常人，容易造成精神過度緊張。一旦有外部因素介入，其積聚的惡劣情緒就會爆發。

心理障礙已成為常見病，據相關統計，約13%～20%的人一生曾有過一次抑郁體驗，抑郁癥的終生患病率為6.1%～9.5%；各類焦慮性情緒障礙患者估計占整個人群的2%～5%，在城市中尤為突出。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指出，這種疾病不僅損害人的健康，而且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在今后20年里，精神病，尤其是抑郁癥會造成更多人喪失勞動力，它所造成的危害比癌癥、艾滋病和心臟病還嚴重。僅由抑郁癥造成的產量損失、缺席、雇用替工的花費，還有暫時或者長期喪失勞動力，光在北美洲就造成每年6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如果再加上歐洲聯盟國家，抑郁癥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將增加到1000到1500億美元。

據報道，我國目前僅精神疾病患者就約有1600萬人，另約有癲癇患者600萬人。雖然我國目前尚未有關于心理疾病與經濟損失之間的確切調查，但資料顯示，神經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推算，中國神經精神疾病負擔到2020年將上升至疾病總負擔的1/4。

于小姐是一家外企的主管，近日公司來了兩名十分出色的職員，其學歷、辦事能力都很受經理賞識，年紀也比她輕，對于小姐產生了威脅。在這種壓力下，于小姐的工作效率和穩定性比以前降低了，對未來和前途沒有信心，情緒低落憂郁，缺乏充沛的精力和熱情，感到自己越來越孤立無助。這樣的境況持續了近3個月的時間，起初，于小姐認為是工作壓力大，過一陣子會好的，也不愿意向朋友傾訴自己的境遇。久而久之，這種癥狀越來越嚴重，甚至悲觀絕望。此時，她才想起了尋求醫生的幫助。經診斷，于小姐得了抑郁性神經癥。

很多白領都有過情緒低落、容易疲勞、不愿意運動、失眠、頭痛、注意力不集中的經歷，有的甚至長期或經常出現這種情況。醫學上將這種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間的邊緣狀態稱之為“第三狀態”或“灰色狀態”。由于對心理疾病不了解，他們常在出現了嚴重問題之后，才想到尋求醫生幫助。但正是這些平時經常會發生的壓抑郁悶等癥狀往往就是心理問題的源頭。心理問題不應該在上升到病態或者嚴重影響生活之后才受到關注。

當白領們遇到心理問題時，最常想到的處理或者說排解方法依次是“悶在心里”、“找朋友傾訴”和“盡情地玩”。出于要面子或者對心理問題重視不夠等原因，很多人喜歡把郁悶和苦悶全都埋在心里，并堅信靠自己的自我調節能夠度過所謂的低潮期。這種自我調節的方法有時可能會使情緒好轉，但這必然會延長本人痛苦的時間。隨著時間的延長，心理的陰影很容易“順其自然”地發展成一生的痛苦，不但傷害到了自己，同時也會令周圍的人無法接受。很多白領在遇到不快或者挫折的時候喜歡找朋友傾訴，尤其是女性，常常會約上幾個閨中密友找間茶坊，然后大吐苦水并尋求幫助。

開導一個有心理問題的人一般要經過“理解——分享——分析——評估——建議”五個步驟。也許朋友能分擔你的痛苦，但在為你進行分析評估以及提出建議的時候，一般很難做到客觀。同時，不安的人很容易接受別人的心理暗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找朋友傾訴內心的苦悶不安也存在著一些負面影響。

盡管抑郁癥已是一種很普遍的疾病，但是很大一部分抑郁癥長時間未被醫生和患者本人發現。據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副主任委員周東豐研究員介紹，到綜合醫院內科就診的抑郁癥病人平均識別率為55.6%，我國上海的識別率僅為21%，其中能夠得到治療的僅為10%。而得了抑郁癥能夠主動就診或在家人、朋友、同事幫助下就診的則更少。

憂郁白領應該認識到，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通過自我調節或朋友幫助化解心理疾病的，完全沒有必要諱疾忌醫，應該大大方方向心理醫生尋求幫助。此外，有條件的企業可聘請資深專業人士為心理咨詢員，免費向承受壓力的員工提供心理咨詢，使員工達成一種共識：“身體不適，找內外科醫生；心理不適，找心理醫生”。心理咨詢在為員工提供精神支持與心理輔導，幫助其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緩解心理壓力，保持心理健康方面確是一種十分有效的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