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三十而立”演變成為“三十而富”，是社會進入財富高速增長期的價值觀偏移的反映，也是我們時代的財富焦慮的激烈表現。我們當前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讓這種焦慮期的追富心態演變成一種新富生活方式的感染力。

　　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這輩子很可能已經沒有機會了——除非天降橫財。

　　在進入新的一年，又一個新的“三十而立”降臨到1970—1975年之間出生的青年人頭上。我們驚喜地發現這全新的一代，由于得益于后WTO的“新錢”(New Money)創富模式，一群“新富”正在催生。而他們的共同特征是：“三十而富”。新的思維，新的職業，催生新的富裕階層，直至新的富翁群體出現。

　　從三十而立到三十而富的轉變，很可能意味著一種新的財富哲學：賺新的錢，過新的生活。

　　盡管在傳統意義上，“立”之意義，蘊涵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成就人生的綜合衡量，而“富”則只包括著財富與人生閱歷之豐富。

　　但對于更多人來說，“三十而富”已成為一種急迫的社會潛心態，男人三十正急著顯示他們的財富潛力，女人三十則招搖著她們的閱歷豐富——這正顯示出我們面對的是：急劇碰撞中的社會機會，以及這些碰撞是如何地沖擊著每個人的人生發展軌跡。

　　新富：重新定義財富

　　在1999年，我們曾以《冷眼看財富》的題目報道了20世紀末中國人的財富夢，在千禧年降臨之際的第一期，我們以《新30而立》記錄了當年那個朝氣蓬勃的群體對“而立之年”作出的新人生表達。時隔5年，財富與21世紀的新年輕一代終于發生了碰撞：新富——一個將重新定義財富的新富裕群體。

　　什么是“新富”？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威廉.卡拉布特里(William N.Crabtree)把“新錢”產生的“新富”定義為：那些得益于20世紀后25年基于高科技產業的繁榮興盛而順勢擁有巨額財富的年輕新貴。

　　代表財富的物質介體發生的變化顯示著“新錢”的軌跡：從古代的鹽到絲綢到銀器到黃金到紙幣到股票持有紙，如今金錢表現為電子貨幣(E—cash)：包括著信用卡與互聯網的E幣等。

　　“英勇的無鈔新世界即將來臨，隨之而來的是大量時間的節省，但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存在。”Monash大學教授、經濟學者朱迪.泰勒(Judy Taylor)對電子貨幣(E-cash)的描述同時提供了兩種可能性：一方面誕生著新錢(New Money)的創造模式(比如紙上交易就能以超快的速度在短時間內致富)；另一方面，揭示著新錢模式的風險所在(比如香港傳來的詞語“負資產”便是新富的陷阱)。

　　盡管不確定，但新富覺得自己已經看破金錢，所以他們寧愿把自己定位為“相對富翁”，而不是“絕對富翁”，像葛朗臺那樣非得時時盯著口袋里的錢。“相對富翁”的特征是：常常產生于發展中國家，財富值相對于整個社會的整體財富水平而決定，即他們的財富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在袁岳的零點調查公司對中國“新富人群”的調查中，他采納的標準是：國際上研究新富的時候普遍采用的起點就是個人金融資產達到6.6萬美元，相當于50萬元人民幣左右。而這個數字其實在美國連中產階級都還沒夠得上。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其《國富論》中批駁那些誤以為金錢是財富的說法，他認為，金錢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真正創造財富的原因是“生產”。中國人的生產方式便是兩個字那么簡單：發財——如今，在慶祝中國新年的時候，每個來中國應對中國記者的老外，都得學著說的一句話是：“恭喜發財”，而不是“萬事如意”、“身體健康”或其他。在1990年代后來到中國的這些老外也許都會驚訝地發現，如今的中國人“對財神和戰神(關公)的膜拜”已經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

　　三十而富新一代

　　這一代年輕人很快便意識到，他們正不得不加入一場爭奪財富的110米跨欄的比賽：大家在同一起跑線起步，跨欄的方法可以不一，過程中競爭激烈、速度很快，途中意外倒下的也不少。跑得最快的也許是劉翔，他跑進12秒，回國后成為廣告明星，迅速成為“新富”。但跑得更有策略的是丁磊、陳天橋和黃光裕，他們是三十而富的“新富”群體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新力軍正跟隨其后。這是一場110米跨欄比賽，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馬拉松長跑，其意義在于：新財富必須在一個不長的時間段內取得突破——我們永遠不會找到一個80歲才達成的新富。

　　跨越式發展達成財富的方法會有區別，但財富的道路基本一致，無非是：經商類(如黃光裕)、投資類(如張海)、專業技術類(如劉翔式明星運動員，如章子怡式演員明星)。后一類更是在中國呈現百花齊放的面貌。

　　新的財富載體正在層出不窮地涌現：電腦、網絡、通訊、生化科技、新媒體、服務業等。其中產生中國新富的新生職業越發擴充著當年定義的“72行”：職業經紀人、策展人、通訊產業開發運營者、游戲產業人、新媒體行業人、各種文學藝術時尚產業SOHO群體、形象設計師、平面設計師、色彩咨詢師、職業咨詢師等等。

　　從人群年齡上看，有意思的是，他們正好集中于70年代生人，在此之前，他們在媒體前被廣泛描述的是“小資”或者是BOBO族，彷徨迷惘、回憶的一代。如今發現，他們同樣是較自覺地掌握到打開新財富鑰匙的一代，而且在一部分人得到之后，在我們的調查個案中，沒有一個“三十而富”的新富曾經擁有過明顯的“財富焦慮”——與之比較的是，更多的同齡人無一例外地陷入財富焦慮的無止境黑洞中。

　　盡管如今他們的財富擁有量，亦只不過是處于中產與優越富裕人群之間，但他們絕不認同西方意義上的那種“中產階級”格調。他們認同的財富觀是，新財富創造精神價值，正如巴菲特的名言——“華爾街是唯一一個開勞斯萊斯的人來請教一個搭地鐵的人的意見的地方。”

　　他們的財富焦慮與新財富影響力

　　傳統的富翁，正如美國社會調查研究者Thomas Stanley等人作的調查發現的那樣：“高收入”的人不一定會成為富翁，真正的富豪通常是那些“低支出”的人——他們很少買新車，很少購入新的豪宅，很少做投資，而造成他們致富(而且是絕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別的什么財富傳奇而是根本的“長時間內的收入大于支出”。

　　而新的新富們由于一方面處在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優越感中，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在當下的朝陽產業中賺著新錢，這刺激著他們日益高企的消費欲望(甚至是未來錢)，與此同時，大量的物質誘惑性消費在召喚著他們的購買欲。

　　他們的財富影響力更多地表現在生活方式的引導上，他們的財富得益于WTO后的經濟新局，他們的生活方式又同樣與WTO后的消費狀態密切相關。伴隨著眾多的新國際品牌登陸中國，他們自然而然地產生著品牌崇拜。包括Dior、HOMME這樣的男裝最近也把他們在亞洲的首間旗艦店(不含日本)選擇在上海開設；而絕對伏特加的品牌經理沈磊也為自己的品牌在中國的增長速度感到驚喜，“不少推廣活動都因此提前了。”有品位、前衛的新富人群的提升速度有時超越一切計劃的預計。

　　他們的品位格調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最突出的表現在這群人青睞的咖啡連鎖店中——來自美國的星巴克——無論是在上海淮海路、杭州西湖邊還是廣州天河城，他們的工作人員的工作語言都被標準化為英語。在這種原則堅持中，新富者寄托于這家國際連鎖咖啡店來體驗他們的“咖啡社會”。

　　過去，“Old Money”意味著謙遜的生活。他們隱藏在低調、深色汽車以及熨得筆挺的禮服中，“Bling”或“閃”被他們認為不合常規、庸俗、沒有品位等等——真正的富人死也不會死在紅色的卡拉迪克敞篷車里的。“New Money”則會選擇炫耀珠寶和露背裝。這些消費表現以前僅僅存在于“暴發戶”的概念中，可如今，它們完全有可能為這些新富人群所作出。

　　消費主義學者馬蒂亞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定義了一個“60:20:20”的社會結構將會在成熟的國家中出現。即：60%的人靠多種收入來源生活，如工作收入、股票收益、資本利潤、房租收入或者繼承遺產，大量的錢財來自何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擁有這些錢；20%的人沒有其他途徑獲得收入，只能通過工作收入；剩下的20%生活過得也不差，他們享受社會福利。

　　在這種意義上，新富者最終是60%的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新財富增長的推進者。以此角度觀察，整個社會最需要的，恰恰是這些新富人群作出的消費刺激，他們的保持與持續，不僅是令財富焦慮得以演變成一種新富裕生活方式的感染力，整個社會也會從中受益，同時，這亦正是新富們的財富影響力之所在——在他們成為權力精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