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輛汽車并排停著，引擎已被發動，吉姆和布茲各自鉆進一輛車。關上車門，將油門一踩到底，兩輛車風馳電掣般地沖向懸崖。眼看到了懸崖邊，幽深的峽谷已出現在兩人眼前，最后抉擇的時間到了――他們必須在車子墜入深淵前跳出駕駛室。

　　然而，吉姆和布茲進行的是生死勇氣的較量，誰先跳出來，誰就算輸。車頭已沖出懸崖，在這最后一瞬間，吉姆撞開車門，一頭栽到地上。布茲獲得了勝利，但他的車子已沖出了懸崖邊緣，跌進深淵――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是電影《無因的反叛》中的一幕，詹姆斯-迪安扮演的吉姆，是20世紀50年代狂野放浪青年人的代表。這一代青年，追求的是個性解放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為此不惜采取極端行為，把所謂的“冒險精神”發揮到極致，甚至將生命當兒戲。 　　

　　但這并不是20世紀50年代青年的專利。據科學家分析，追逐危險、知難而進的行為，其實是人性深處的渴望，不分年代、年齡段以及階級。 　　

　　我們能肯定的是，通過理性思考，人們能抑制自己追求冒險快感的欲望，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并沒有這么做。現代心理學家們試圖弄清楚的，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不能擺脫這種自討苦吃的結局？ 　　

　　冒險是生物學遺產 　　

　　人們為什么熱衷冒險？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化，答案逐漸明朗――人類是在利益驅動下冒險的；越是肯冒險，就越有可能變強大。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生物學家杰伊-弗蘭最近提出了一項理論，并得到公認。 　　

　　他認為，人類這種追求冒險的習性源于史前時期。當時，地球上生活著兩大類原始人，一類筑巢定居，另一類則敢于向外開拓新天地。定居者多半待在自己的窩里，靠周圍植物和小動物為生，始終小心翼翼。開拓者則到處漫游，他們認識到，大膽行為會增加死于非命的可能性，但同時能讓其尋得更美味的水果和更多獵物。 　　

　　此外，他們還積累了豐富的求生經驗，能更好地經受大自然的嚴酷考驗。這些本領更大的實干者往往活得比較長，能養育眾多子女，從而成功地把基因遺傳給下一代，直到他們這類人最終得以在人類中占據主導地位。 　　

　　因此，熱衷于冒險是人類的一筆生物學遺產，而對冒險習慣性的愛好則一直遺傳下來，今天仍普遍存在。我們很難否認，大腦把熱衷冒險的行為看作是強有力的標志。 　　

　　例如，生物學家已證實，年輕女性內心更喜歡“危險”的男性而非“安分守己”的男性。其中一個理由是，盡管桀驁不馴的男性會惹不少麻煩事，然而，一旦與別人發生沖突，他們多半會占上風。看來，“硬漢”能給年輕女性更大的安全感。 　　

　　這種聯系在那些歷經世代滄桑而沒有多大變化的社會中，尤為明顯。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拿破侖-Ａ-沙尼翁，對居住在巴西和委內瑞拉交界地區的亞諾瑪莫印第安部落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妻妾成群的男人在當地都是以無畏勇武聞名，這些男人所擁有的子女也比老實本分的同族人要多得多。沙尼翁由此得出結論，在人類的繁衍中，“好斗”基因占據了上風。 　　

　　都是多巴胺惹的禍 　　

　　過去10年，對大腦化學物質和基因的研究，證實了沙尼翁的猜測：人受利益驅動尋求刺激，有的人越是刺激越來勁。 　　

　　尋求刺激的動力因人而異，追求刺激的程度也有天壤之別。有些人比較脆弱，玩撲克牌時小賭一把，也能令他們緊張得心驚肉跳；而其他一些人即使在跳傘時從飛機上一躍而下，也并不覺得刺激。 　　

　　這類差異或許能用每個人的多巴胺系統來解釋。多巴胺是一種神經介質，多巴胺的量不同、在神經元間傳遞信息的快慢不同，尋求刺激的欲望也就不同。對于最喜歡尋求刺激的人，多巴胺能使他們達到一種真正如癡如狂的狀態。某種刺激釋放出的多巴胺越多，刺激的感覺也就越強烈。 　　

　　心理學家把這類行為稱作“追求震撼”，而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比常人更需要多巴胺刺激的人，一般更能承受“追求震撼”可能帶來的生理、社會或錢財等方面的風險，因為他們知道風險將伴隨刺激而來。但強烈的多巴胺反應由什么引起呢？ 　　

　　美國特拉華大學的心理學家馬文-尤克曼認為，罪魁禍首就是一元胺氧化酶Ｂ。這種酶是分解多巴胺的化學物質之一。一個人體內的一元胺氧化酶Ｂ越少，多巴胺的流動就越強，而這個人熱衷于追求刺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們都是“概率瞎子” 　　

　　在某些心理學家看來，一個人很難抗拒尋求刺激的誘惑，是人類本性的極端表現：容易過低估計風險，而過高估計自己的預期成績。例如，心理調查顯示，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一般人強，他們也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善于判斷優劣，專家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樂觀傾向”。 　　

　　美國圣路易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馬修-克羅伊特爾所作的調查表明，即使人們完全清楚某些不健康的、甚至是玩命的習慣所包含的巨大風險，仍樂此不疲。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2004年冬天，美國猶他州帕克城附近有５位滑雪者無視警示標志，翻越欄桿到沒有保護措施的雪坡上飛馳而下，結果無一幸免于難。 　　

　　總的說來，人們并不太善于估量風險――從這點來說，我們差不多都是些“概率瞎子”。如果賭盤一連5次最終停在“紅”上，許多觀賭的人就會產生錯覺，以為下次開轉時，賭盤停在“黑”上的可能會大些。其實，賭盤每一輪停在“紅”或“黑”上的概率始終不變，都是50∶50。然而，成千上萬的賭場常客就栽在這種錯覺上。 　　

　　同樣，墜機事件在人們心目中引發的恐慌遠大于車禍，這是因為飛機墜毀比汽車出事要引人注目得多。實際上，車禍的死亡者所占比例，遠高于墜機的死亡者。我們還特別擔心會死于橫禍，例如遭到謀殺、被閃電劈死或被毒蛇咬死等，盡管遭遇這類稀奇古怪死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賭場老板、彩票經銷商和保險代理人，便肆無忌憚地利用我們認識上的誤區，來叫賣所謂的“必勝”彩票或推銷“平安”險種，而它們所針對的風險幾乎都是不可能出現的。 　　

　　由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人腦有能力理解復雜得多的數學關系，為何還會犯這些基本的判斷錯誤呢？這個問題或許能從進化理論中找到答案。在大腦進化的成千上萬年間，遭受敵人攻擊以及被毒蛇咬傷之類的禍事，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對這類事件的恐懼心理也就深深地嵌刻在了神經系統中，只是在現代化社會中已不合時宜了。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韋爾斯基這兩位心理學家，在研究了各種統計學上的認識誤區后發現，人們通常以為，一件事情越是引人注目，就越有可能發生。